中國改革40年：為非洲帶來什么經驗？

尼日利亞《抨擊報》7月25日文章，原題：中國改革40年：為非洲帶來什么經驗? 21世紀之交，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廣受關注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他曾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構成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治理的最后一種形式”。與此同時，中國當時在國際上幾乎鮮為人知的全面改革和開放正獲得穩定進展。

在中國根據其國情采取發展道路40年后，福山有關“顯而易見共識”的迷思及其“歷史終結”論，都已在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昭示世人，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的事實前灰飛煙滅。

中國艱苦卓絕推動改革和開放的過程，已經構成至關重要且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非洲能夠從中汲取不可或缺的深刻見解以推動其自身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非洲的發展軌跡一再受困于各種停滯，原因并非在于缺乏勇氣，而是在于缺乏對每個非洲國家既有現實和特定狀況的真正了解。相比之下，中國改革的基本脈絡是了解其各個時期的既有現實和國情，且必須為解決相關問題付出艱辛努力和勞作。這種永不停歇地解決矛盾的軌跡容不下任何自鳴得意、散漫松懈甚或短暫的放松。中國40年來不屈不撓的改革和開放向世人昭示，無論面對如何嚴峻的挑戰，人類都擁有改變其自身狀況的強大潛能。這也說明，非洲必須為其自身作出艱難抉擇。盡管中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中國確實能為非洲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經驗。

在專著《北京共識》中，喬舒亞·庫珀·雷默(基辛格咨詢公司常務董事——編者注)指出，“中國為全世界其他正試圖在真正獨立、保護其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發展并融入國際秩序的國家指明一條道路。”他稱之為“北京共識”，并表示“華盛頓共識”已成為“歷史終結論”傲慢自大的標志。在他看來，雖然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國家復制，但其有關利用經濟和政府治理改善社會的經驗終將在非洲引起共鳴并產生影響。

40年前，沒有多少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知道廣州，但如今該市已成為眾多非洲人聚集的著名商貿中心。其實，40年前尼日利亞的阿伯和卡杜納還是西非的皮革和服裝商業中心并有望融入全球價值鏈。然而，如今繁華昌盛的廣州已成為國際商貿中心，而阿伯和卡杜納正遍布生銹和早已被擯棄的機器。

顯然，如果非洲尋求復興和實行植根于其現實的改革，并和樂意與非洲開展平等交往的中國形成前所未有的伙伴關系，那么阿伯和卡杜納以及非洲的眾多城市和潛在工業“前哨”將會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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